王建新

　　我们生活在一个阳光越来越灿烂的时代。

　　“广州114个政府部门网上公开财务”、“湖南衡阳新提拔干部须报告家庭财产”、“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释规范政府信息公开”……在我们的身边，天天发生着这样的新闻。政务信息“公开是原则，不公开是例外”，充分满足人民的知情权、参与权、表达权、监督权，已成时代潮流。

　　时代在前进。现代社会以民主透明、公开公正为理念，甚至有人将政府信息和空气、阳光与水一起，并列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资源。“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”，决策才会更科学，政治才会更民主，公平正义才会有保障，权力也才更有公信力。

　　然而在实际工作中，仍然有那么一些权力部门和领导干部，还缺少这样的“阳光意识”。从“三鹿”奶粉质量事件到多起生产安全事故，都暴露出少数地方政府和企业隐瞒真实信息、漠视群众知情权的问题。河南一个青年向181个行政部门提交政府信息公开书面申请，却反被某些部门质疑为“间谍”；广州某国企负责人面对质询，竟然爆出令人恶心的粗口。

　　冷漠和粗暴的后面，是权力观的异化。有的人认为，“公开越多，做事越难”，害怕群众知情后找麻烦，所以遮遮掩掩、躲躲闪闪；有的人习惯于“我拍板你执行”，将“为民服务”视作“替民做主”，不喜欢群众的参与，更受不了群众的监督；更有人把权力视作牟取私利、予取予求的工具，害怕晒账本“晒”出了一己私利，晒决策“晒”出了决策失误，能捂就捂能盖就盖……

　　树立正确的权力观，推动信息公开，必须拆除权力部门与社会大众的“隔心墙”。放眼全球，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务信息公开也经历了长时间激烈的博弈。英国行政文化中就曾有根深蒂固的保密性传统，上世纪70年代的“弗兰克斯报告”和《官方信息公开法案》打破了这层“坚冰”，但也直到2005年，在英国具有标志性意义的《信息公开法》才正式生效。

　　作为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，我们有理由做得更好。从汶川大地震到当前应对甲型H1N1流感，政府信息全面公开；从多领域、多行业的价格听证，到全国性改革方案公开征求意见，民意在政府决策中的分量越来越重。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被称作“阳光法案”，中央国家机关以此为依据，先后共有60多个部门和单位制定了400多项推行政务公开的制度措施，初步形成了政务和信息公开工作的制度体系。

　　“阳光意识”是一种权力公开意识，是一种权力监督与被监督意识。人们期待着这样的意识，成为职能部门和领导干部自觉的追求与必备的素质。因为，民众权利得到尊重，权力运行才会顺畅；人民积极参与，国家才越有力量。